防火桥架_90都对读者免费开放

　　杭州图书馆(以下简称“杭图”)的做法是：面向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包括流浪者和乞丐。有微博称，该馆馆长褚树青曾说：“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这一微博迅即被转发了1.6万次。

　　但杭图馆长褚树青表示，杭图的全免费开放政策，不过是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中的图书馆使命而已。事实上，未必真有很多乞丐或流浪者去图书馆看报读书，但是否向他们开放，却检验着一个城市和国家的人文精神与气度。

　　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公共资源，其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平等地向公众开放。美国钢铁工业巨富安德鲁·卡内基，便是在图书馆自学成才的穷。获得成功后，他一生捐建了2500多座图书馆。他的哲学是：只要给予公平的社会环境，再穷的人也能成功，图书馆就是成功的个台阶。

　　从这个角度说，公共图书馆不只是借书读报的地方，更是一种教育制度，一种生活方式，是知识和信息的再分配。免费进入公共图书馆这小小的权利，却可以使社会底层通过免费获取知识、改变自己的人生。

　　我国文化部、财政部日前出台政策，要求：2011年底之前，、省级美术馆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

　　2月18日，文化部表示，受关注的《公共图书馆法》正在起草中。尽管免费并不意味着“公共”，但不可否认，这是回归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可喜开端。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更应该成为一种制度”，因为平等地获得知识的机会，将推动一个城市走向民主和包容

　　“我无权拒绝他们(乞丐)入内，但读者有权选择离开。” 一夜之间，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的这句线多家媒体关注的焦点，他甚至为此减少了出门的次数。

　　他对这种“波澜”也很惊讶——48岁的他已经在杭图任职10年，一直在践行“公共图书馆零门槛开放”的理念。事实上，80%以上的国内大型城市图书馆，都正在向读者提供平等服务。在他看来，这种反差源于对“公共图书馆”制度的误解：“公众一般只知道图书馆能典藏阅览，但是忽略了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保障社会文化公平。”

　　在图书馆学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系主任范并思教授看来，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更应该成为一种制度”，因为平等地获得知识的机会，将推动一个城市走向民主和包容。正如纽约公共图书馆在网页上的介绍：“幸运的是，在这个新兴而迅速发展的大都市中，有些市民预见到，如果纽约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上的城市文化中心，它还必须有一个伟大的图书馆。”

　　穿着迷彩工作服的搬运工王书恒走进杭州图书馆报纸阅览室。他直接拿了《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的报夹，在入门处的软沙发上坐下。沙发前的液晶电视，正小声地播放凤凰卫视的新闻。防火桥架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天中午他都会来——“主要是为了休息，偶尔才看看报纸。”

　　言语间，他的目光转向一旁的大落地窗。窗外的大片建筑工地正是他工作的地方。两年前，他从到杭州打工，一直在附近工地上干体力活。

　　这里是杭州市的钱江新城，距市中心约有7公里。自从2006年杭州市政府提出从“西湖时代”迈入“钱塘江时代”的战略后，杭州行政中心的所在地——杭州市民中心就在这里生根发芽。

　　市民中心由11座单体建筑组成，杭州市图书馆新馆就坐落在西南向的裙楼里，占地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90%都对读者免费开放。

　　在王书恒眼中，图书借阅区的那一排排书架“就像直线构成的迷宫”，书脊上那些带着数字的标签儿“就像汽车的车牌”，当他在这个“迷宫”中穿行的时候，书架上的照明感应灯会自动亮起，走过之后又悄悄熄灭;文献借阅中心那些高达4.8米的积层书架、专题文献中心7.2米高的单面靠墙整体书架，巨人一般俯瞰着他;书柜、书桌、台灯浑然一体的书房式布置，更让他觉得“像天堂”。

　　但他更喜欢报纸阅览区——这里聚集着更多和他一样的打工者，“我们更喜欢看报纸，文章篇幅小，读起来不费劲儿。”

　　从报刊阅览室再往里走，就是他喜欢的音乐分馆。那里有着蓝色苍穹，他躺在软绵绵的沙发上戴着耳机睡觉，睡不着时就看着头顶上的电子星空随着音乐的节奏而闪烁。

　　“主要是睡觉，耳机就是装样子。” 王书恒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过音乐还真是不错。”

　　王书恒一般在下午2点离开。每当他经过借阅台时，工作人员张小丽都会冲他微微一笑。

　　张小丽已在杭州图书馆工作了36年。她尽量对每位望向她的读者微笑致意，不论是乞丐、农民工还是残疾人。

　　“进杭州图书馆不需要任何证件，借书也免费，只需要提供市民卡即可。”张小丽说，“所以附近的人们经常来，也许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看书，但他们在休息之余，哪怕就是随手翻翻报纸，也比他们在外面无所事事要好吧。”

　　36年前，“文革”还未结束，19岁的张小丽来到杭州图书馆工作。那时候的杭州图书馆还是一座“藏书楼”，在那个身份决定权利的年代，来借书的人很少。

　　“那时候读者很听话，跟他们说任何要求，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张小丽回忆。这样的时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西方国家开始削减对图书馆的补贴，图书馆逐渐向产业化方向发展。这恰与中国当时的市场经济风潮“不谋而合”，尽管当时身份枷锁正在被逐渐打破，但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靠出租场地、收年费等各种方式来创收，图书馆的“公共”底色刚被抹上，就开始变淡。

　　“我们有了市场、私营的概念，但什么是公共，却更面目不清了。”褚树青说，“在我接手的时候，我就想：我赞成市场经济，但图书馆还是要做公益的事情。”

　　2000年，褚树青出任杭州图书馆馆长，立即宣布军人、残疾人、老人、免费借书;其他人则需交费，用以“捐助”图书馆。“说是捐助，也是对公民文化的一种培养。因为不好意思直截了当说‘免费’——全国都收费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说免费呢?”

　　两年后，国内图书馆学理论界开始探讨公共图书馆究竟是否应该收费。支持收费者认为，图书馆产业化是全世界的趋势;反对者则认为，公共图书馆的重要的职能是保障社会信息公平——收费则意味着门槛。

　　“公共图书馆”概念在西方已有150多年历史，由英国家公共图书馆馆长爱德华·爱德华兹提出。爱德华兹本人即出身贫民，靠在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读书自学。他后来成为这家图书馆的编目员，逐渐改进其服务，并推动议会为“公共图书馆”立法：由地方税收支持，对所有纳税人免费开放。

　　2003年，杭州图书馆就向所有人敞开了阅览室大门。张小丽记得，还在老馆时，每天早上就能看到一些穷人把蛇皮袋放在门口，走进阅览室读书，一看就是一天。“有的蛇皮袋里装的就是铺盖和简单的家当。”张小丽说。有时她坐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还会看到这些读者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走。

　　也是在图书馆的书里，张小丽知道了这个故事：美国经营钢铁工业巨富的安德鲁·卡内基，原本是一个穷，通过在图书馆免费读书自学成才。获得成功后，他一生捐建了2500多座图书馆。他的哲学是：给予公平的社会环境，再穷的人也能成功，图书馆就是成功的个台阶。

　　2006年，杭图将搬迁新址，召集专家论证制度改革，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是否可以取消借书的押金制度”。在很多专家看来，押金制度是图书馆“无法破除的一道门槛”——如果没有押金制度，如何保证外借的书能够如期归还?

　　范并思也在受邀之列。他还清晰地记得，杭州市文化局局长在会上掷地有声地说：“我非要把这道门槛破除不可!”褚树青也表示，“如果一个人连起码的信用和道德都不讲，一百块钱押金又能有什么用?”

　　果然，2007年，杭州市图书馆新馆全面免费开放，实现了真正意义的“零门槛”——不但所有人都可以进入阅览，而且都可凭借市民卡免费借书。

　　这在当时引起轰动。刚开馆的几个星期里，门口总是围满了探头探脑的人群，纷纷问张小丽：“借书也免费啊?这么好的事也有的啊!”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问：“那管不管吃饭啊?”

　　之后，就有人带着方便面到阅览室大嚼，还有读者为了抢一张报纸大打出手。这种乱哄哄的景象让张小丽很怀念庭院深锁的老馆，“但是回头想想，公共图书馆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2月13日下午，26岁的IT白领李珍珍次陪同学来杭州图书馆借书，兴奋地用手机拍照留念。“我来杭州工作两年，防火桥架从没到过这里，要是这个图书馆在我家附近该多好!”她说。

　　李珍珍是典型的网络一代，一天泡网十几个小时，出门也不忘手机上网。对他们而言，任何东西，只要网上没有，就不存在。书本是个负担，偶尔在街头买一张小报或时尚杂志，一般是为了心理需要，或者“可以当个坐垫”。

　　事实上，网络的飞速发展正严重压缩图书馆的生存空间。人们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远比去图书馆查资料便捷。但褚树青认为，正因为是信息爆炸的时代，部分底层民众更无法跟上互联网步伐，图书馆的服务要“向他们倾斜”。

　　2003年，褚树青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利用行业和社会力量，推动政府建立公共图书馆制度，并通过杭州图书馆的“一证通”体系，将各级公共图书馆连接起来，形成免费的图书流通服务网络——只需登陆杭州图书馆的系统，就可以借到这个城市任何一个纳入体系的图书馆的书。

　　“大网”以市图书馆为核心，延伸至各个区县图书馆，再到各个社区图书室。只需点击“预约”，需要的书籍就会在三天之内完成“大网”中的旅行，来到距离读者近的社区图书室。

　　核心问题是经费。褚树青找来了7个区县的图书馆馆长、一些图书馆爱好者和企业家，商量成立“杭州图书馆事业基金会”。“我们这些图书馆长，既不掌握购书经费，也不受重视，于是自称为‘无产者联合起来’。”回忆往事，褚树青大笑起来。为了进一步调动政府和社会力量，2005年，褚树青还邀请时任政协副主席的曾东元担任基金会会长。

　　此后，曾东元带领基金会，走遍了杭州市所有的社区和农村基层图书馆。他们看到，余杭南苑街道图书馆建起来后，三百多平方米的阅览室，每晚都被外来打工者挤满。这些生活在社会基层的人，每天放了工，就成群结队来到图书室，看书、看报、看杂志。

　　这深深触动了曾东元。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图书馆应该多到‘只要你想看书，就有图书馆’的地步。”

　　这个让图书馆遍布城乡的梦想如今真的实现了。在杭州市拱墅区拱宸桥街道文化站，七八个书架上摆满了新书，以小说和畅销书为主。每本书上都贴上了小小的蓝色条码——杭州地区内任何一个持有“一证通”借书卡的市民，都有机会借到这些书。

　　截至2008年8月，杭州62.1%的街道和94.1%的社区都配了这样的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的基层服务点高达128个。

　　这张“大网”激活了杭州市图书馆。据2009年《中国图书馆年鉴》，2008年，杭州图书馆藏书231万册，年流通人次309万，外借110万册次。而这一年，中国2820个公共图书馆的年平均流通人次只有约10万，外借8万册次。正如17世纪德国数学家、哲学家兼法学家莱布尼茨说，“图书馆的价值只在于其内容以及读者对内容的利用，而不在于藏书的数量和珍藏的稀有程度。”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距离杭州图书馆2.4公里的万象城商业区随机访问了10名路人，均知道杭州图书馆免费开放，但只有4人去过，且均为中老年人;只有1人知道杭州几乎每个社区都有图书馆。

　　事实上，在房价全国排名的杭州，图书馆业也同样面临其他城市“被排挤“的命运——或者被挤压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或者干脆就取消了。这使基金会设想的公共图书馆体系打了折扣。

　　拱宸桥街道文化站站长裘熙春介绍：2010年，图书室只新购300册书籍和一些报纸杂志，这是上级要求的“下限”。并非不舍得花钱。“只有2万块钱买书订报，要是钱多，我肯定买得多呀!”他摘下眼镜，重重敲了敲桌子。更让他心里不好受的是，“管图书室那个小姑娘现在还没编制”。

　　基层图书管理员的状况大多如此。管理村、社区图书馆的多是退休老人、下岗职工或者残疾人，每个月象征性地发放一两百元工资，流动性也很大。

　　这些事情被曾东元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在他看来，只需要一笔不多的钱，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办得更好。

　　按照基金会的计算，这一笔“不多的钱”，意味着在“十二五”期末，把杭州810万常住人口，乘以人均6.5元的购书经费，加上各级公共图书馆的运营费用，总共1亿元。这仅是杭州市2010年财政收入的1/1245，却可以让全市13个区县的基层图书馆买得起新书，请得起专职图书管理员。而目前，只有杭州市图书馆每年得到5000万元的运营经费，其他基层图书馆全部只获得1000万的财政拨款。

　　基金会也在“四两拨千斤”地推动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投入。每年，基金会都拿出一部分利息，奖励基层馆员，每人每年1000元。去年，由浙江图书馆原馆长带队，基金会在淳安、萧山、桐庐三个县展开图书馆员的义务培训，7天时间，三四百人参与，有70岁的老人，还有坐着轮椅的残疾人

　　曾东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基金会的建议下，杭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可能会在近期下发文件，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对同层级公共图书馆在财政拨付、人员编制、场地安排上的“硬杠杠”。这是各级图书馆期盼已久的政策支持。

　　拱墅区图书馆馆员陆菁说，图书馆刚刚全面免费开放时，很多大爷大妈拎着烧饼油条豆浆来阅览室摆龙门阵，还有给在图书馆“就地解决”大小便的妈妈们。但这些行为现在都消失了。

　　范并思认为，在阅读现场的读者之间，会发生微妙的互相影响作用。一个读者的专心姿态会影响其他读者，形成连锁的心理暗示，把大家都带入这种状态。

　　退休工人孙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成了拱宸桥街道文化站的常客。他还给站长提建议：成立“业余书评小组”，让街道里的爱书人可以定期开沙龙、写书评、办刊物。

　　这也正符合褚树青的理念：“图书馆的使用者是一个多元的群体，单单我们管理，不一定具有权威。我们宣布条条框框，不如让社会各界制定规则，管理监督，志愿服务。”

　　在一封写给街道文化站的感谢信里，孙毅用莎士比亚的话描述图书对他的意义：“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这个小小的文化站不仅为社区的居民提供图书，还在每周二四六晚上放映电影，周四有免费唱歌课，周六下午为小区越剧队提供排练厅它已经俨然成了街道的公共交往中心。

　　正如于1927年在英国发表的《肯尼恩报告》所说：“公共图书馆应该成为其所在地区的智性活动中心图书馆不仅要服务于知识的渴求者，而且要服务于那些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和追求休闲的人。”

　　这份报告发表在“大萧条”前夕，意在重申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当时美国拜金主义膨胀，贫富差距悬殊等社会问题日益激化，看似歌舞升平的社会内部实已千疮百孔。果不其然，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随后袭来。但遍布城乡的公共图书馆网络成为“大萧条”中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图书馆为他们遮风挡雨，使他们更找到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范并思曾在《公共图书馆与城市文化》评价道：“公共图书馆是城市中的学习共存、推进社会包容的场所。”因为这里“与学校相比，门槛更低更加自由;与公园相比，更加拥挤更加稀缺”。

　　一个穿着考究的母亲带着8岁的女儿在这里读书。她们就住在图书馆附近，房屋均价3万/平方米。

　　一个衣着破旧的爷爷领着8岁的孙女坐了19站公交车也到了这里。5个月前，他们从淮安的农村来到杭州，一家人住在拱墅区的出租屋里，靠女孩儿的父母在工地上打工生活。

　　她走过来，看到两个女孩儿正在抢书，于是蹲下身子，温柔地说，“宝贝儿，防火桥架你们可以一起看吗?”

　　两个女孩儿想了想，点点头，坐到了桌边，开始一起翻那本带拼音的书——《神秘的鸟类》。看完一页，一个女孩儿小声问另一个：“看完了吗?可以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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